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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都涉外丨跨境法眼:Cross-Border Insights(15)——大陪审团

202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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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6年9月3日,美国马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居住在马萨诸塞州中国公民的孙宇鹏被联邦大陪审团起诉。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因涉嫌选民欺诈现已被捕。

按照美国司法制度,由大陪审团审议和投票做出的起诉书,比由检方和执法人员向法庭提交的刑事诉状更为正式。但起诉书只是提出指控,被告在被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定罪之前,被推定无罪。

这则新闻不禁引起公众对大陪审团的兴趣。诚然公众对陪审团是有了解的,但公众经常关注,或能直观感受的基本上是小陪审团。在英美国家及香港影视剧中,剧情也都是拍摄小陪审团的运作。对大陪审团,包括众多法律从业人员,通常也没有直观感受。本文简单聊聊这个大陪审团。


一、哪些国家和地区还在使用大陪审团


大陪审团制度源于1166年英格兰亨利二世颁布的《克拉伦登法令》,最初是为了强化王权、由地方名流协助搜集犯罪线索。但在17世纪,大陪审团拒绝按照国王意旨起诉异见人士,一度被视为抵御王权暴政的民权屏障

但随着专业警队与公诉机关的建立,由十几位普通市民审查每起重罪的起诉变得繁琐且极其耗时,突显其行政效率低下与高额成本;缺乏法律专业知识的大陪审员几乎完全依赖检方的证据展示,很少拒绝起诉,基本失去独立审查功能;由治安法官在公开听证会中审查检方的“表面证据”,效率和专业度均远超大陪审团。英国在1948年《刑事司法法案》 中彻底废除了这一制度。

目前除美国外,加拿大(1970年代彻底废除)、澳大利亚、新西兰均已放弃,改为由职业法官或治安法官进行“起诉前审查/初审听证”。目前仅利比里亚,由于其宪法继承自美国,法律文书中仍保留大陪审团起诉制度,但实际运行受限于司法资源。


二、美国在什么范围内使用?


美国大陪审团制度受《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保护,其具体适用范围分为联邦与州两个层面。联邦法院强制适用。所有联邦重罪案件,检方必须获得大陪审团的起诉书,除非被告自愿放弃该权利;对州层面,大约只有半数州(如纽约州、新泽西州、德克萨斯州等)规定特定重罪必须经大陪审团起诉。另一半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则主要依赖检察官直接起诉结合法官的初审听证,仅在极少数政治敏感或复杂案件中才召集大陪审团。


三、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不透明”运作


从当地选民登记名册或驾驶执照数据库中随机抽取(与小陪审团来源相同)。联邦大陪审团由16至23名 大陪审员组成(小陪审团通常为12人)。任期较长,通常为18个月(每周工作1-2天),必要时可延长。

庭审与讨论时,法官不出席,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权进入法庭,也没有公众旁听。只有检察官、证人、记录员和大陪审员在场。检察官主导呈堂证据和传唤证人,无交叉询问,无辩护方的质证。大陪审团拥有强大的法庭传票发出权,可强制调取文件或传唤证人作证。

证明标准仅需达到 “合理依据”,即“有合理理由相信被告犯有该罪行”,远低于小陪审团定罪所需的“排除合理怀疑”。表决无需一致通过。23人中只要有至少12名大陪审员投赞成票,即可通过起诉书;若票数不足,则提出“不起诉报告”。


四、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比检察官的具有更高权威性与法律威慑力


检察官直接起诉容易被辩方攻击为“行政机关的单方压制”或“出于政治动机的恶意追诉”;而大陪审团是由普通市民组成的独立主体,起诉书代表了民意代表审查后认可了犯罪事实的存在,在程序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检察官单方起诉通常仅基于警察搜集的既有证据;而大陪审团可以行使独立的强制调证权,许多在普通刑事调查阶段无法调取的银行记录、高层通信及关键证言,都是在大陪审团强制传唤下获得的,这使得起诉书背后的证据链更加扎实。

由于大陪审团的程序严格保密,关键证人可以免受被告人或外部势力的威吓,从而提供更真实、关键的证言。这些在保密状态下固定的证据,为后续正式审判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过大陪审团根据“合理相当依据”评议通过的案件,已在法律程序上完成了第一道实质性门槛,辩方极难在审判前以“起诉毫无事实依据”为由申请法官直接撤案。


五、大陪审团笔录的“解封”


被告后续被小陪审团定罪,大陪审团的运作过程,也不会被小陪审团的最终定罪所掩盖。大陪审团决定起诉,案件进入正式审判准备阶段,检方必须向辩方提交大陪审团阶段所有证人的证词笔录。如果证人在大陪审团面前的秘密证词,与他在小陪审团面前公开作证的内容不一致,辩护律师会攻击证人的可信度。

如果大陪审团拒绝起诉,案件终止,且为最终裁决。但即使案件结案,法院也可应媒体或公众申请,裁定将大陪审团的听证笔录和证据解封公之于众,接受公众和历史的检验。


六、结语


由于历史、文化、国情等原因,几乎仅剩美国在使用的大陪审团,被认为早已不再是它最初设计的保护公民不受政府任意起诉的盾牌,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检察官规避早期质证、锁定起诉权力的行政工具,在特定普通法传统下,对于防止公诉权的不当行使具有一定的程序制约功能。


律师介绍

王遵义 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王遵义,北京恒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大学法学学士,从事法律工作20年。具有法律职业资格、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中级)、证券从业资格、期货从业资格、基金从业资格。曾任职基层人民法院、融资租赁企业法务合规负责人。上海市律师协会非银行金融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个人会员(Individual Membership);美国律师协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会员(Member);淄博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上海市商业保理同业公会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同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